
一张汉代边卒的涂鸦,一首唐代诗人写给虫鸟的诗,在那些泛黄的古籍里,我们撞见了中国人深藏在历史褶皱里的温柔。
一只叫“铁柱”的马,被记录下毛色、年龄、身高、性别和用途;一位穷困的书生,为陪伴自己多年的驴写下饱含深情的祭文;大诗人白居易晚年,饶有兴趣地观察着燕、鹊、蛙、蛾,写下了一组《禽虫十二章》。
翻开这些泛黄的书简与诗卷,一段段被时光尘封的“人宠情缘”再次变得鲜活。 今天我们呼吁善待动物,其实并非在学习什么新的观念,更像是在唤醒一种沉睡在我们血脉中的古老温柔。
简牍上的涂鸦:汉代戍卒的“动物朋友圈”
在西北出土的居延汉简上,除了公文账目,还留存着两千多年前戍卒生活的真实痕迹。那里不仅是军事防线,也是人与动物共同生活的空间。
简牍中偶尔闪现的关于军中犬只的记录,为我们揭开了一角: 在枯燥严峻的戍边岁月里,犬,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给予兵卒们的陪伴。
展开剩余89%原图如下。
该简属于官府往来书中的上行文书,大意是公元前28年11月3日,不侵士吏孙猛上书甲渠候官,说明驷望隧长杜未央在将军行塞举中被查出剑生锈、狗少一,按照规定,处罚可能极重,孙猛说明杜未央极为贫困软弱,请求罢免了事。说明在当时,军队中的狗也是有专人照顾的。
这些看似琐碎的信息,拼凑出了烽燧旁除了战马之外,更有犬吠与鸡鸣的鲜活场景。
我们可以想象,在孤独的边塞生活中,一只机警的军犬不仅是哨兵,也可能成为戍卒沉默的伙伴。闲暇时,士兵们或许会凭着记忆,在简牍背面涂鸦出身边动物的形象——可能是陪伴巡逻的爱犬,也可能是营区里踱步的鸡。 这些画作跨越两千年,成了他们与动物之间情感联结最朴素的证据。
图源宋文雄:《甘肃省各地博物馆馆藏犬文物精品赏析》
那不是艺术创作,而是一种在漫长孤寂中,对身边生命的凝视与记录。
“铁柱”的档案:一匹汉代的“编制内”战马
悬泉置是西汉敦煌郡下辖九座驿置中最鲜活的“见证者”。它既是传递政令、转送邮件的驿路枢纽,更是接待西域宾客的“大汉国宾馆”。 出土于此的悬泉汉简,让人们见识到了汉代人对马的重视。
悬泉汉简对驿置马匹的登记并非简单计数,而是为每匹马建立了详尽的身份档案——传马名籍简,从毛色、专属标识,到齿龄、身高,再到个性化名字,每一项信息都精准勾勒出它的专属身份。更值得关注的是,这种精细化登记是驿置记录所有马匹的常规操作。无论是日常传递公文的普通传马,还是接待重要人物的专用马,都严格遵循同一建档标准。
在悬泉汉简《传马名籍》中,详细登记了一匹名叫“铁柱”的马的信息:它的毛色、年龄、身高、性别、用途,都被一丝不苟地记录在案。 (铁柱这名字,看来是真好)
这不仅仅是一份冷冰冰的资产登记。 简牍中还有追究马驹死亡责任人、要求赔偿的文书。在律法的严肃背后,透露出的是对生命的重视。
为每一匹重要的马命名、建档,意味着它们不是无差别的工具,而是有个体身份、被认真对待的生命伙伴。
这种制度化的爱惜,让马在战争与劳役之外,获得了某种形式的“尊重”。 它们为国家服役,而国家也以制度承诺,尽力保障它们生存的权利。
敦煌的驴:一位书生为伙伴写下祭文
在敦煌藏经洞的写卷中,有一篇题为《祭驴文》的文献。它出自一位仕途坎坷、穷困潦倒的书生之手。
在这篇祭文里,他深情地回顾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驴子蹭蹬坎坷的一生。可以想象那些画面:书生骑着瘦驴,奔波在求仕或谋生的漫漫长路上;驴子承载着他和微薄的行囊,走过荒漠与城镇。
当所有世道人情都显露出冰冷一面时,这头沉默的驴成了他最忠实的陪伴者。
在这篇文章里,驴早已超越了畜力的范畴。 它是苦难的共担者,是孤独的倾听者,是唯一不会背叛的朋友。书生将最深沉的情感,给予了这位不会说话的伙伴。
书生说“你生不逢时,来我家中,在家时,我没有好好待你,在外面,你却为我日夜兼程。如果你能生在王武子家中,他一定喜欢听你的鸣叫,如果你生在汉灵帝的时代,一定能够成为他心爱的坐骑。你将来托生的地方,我想,应该有以下几种:我希望,不要生在做官人家里,这样的话,你要经常驮很重的行李到遥远的长安。你也不要生在将军家中,如果他们乘着你打球,你就会累得筋疲力尽,你不要生在行脚人家中,会终日受皮鞭毒打,也不要生在和尚庙里,他们会说你是前世犯了大罪才转世为畜生。我希望你就生在平常田舍汉家中,他们不富有,会当你是宝贝,当你是他们的子女一样看待。”
若有来生,还来就我,如果还有下辈子,你一定要来找我......相隔千年的文字,依然可以让人看着看着就哭了......
白居易的微观世界:为虫鸟立传
公元846年,晚年闲居洛阳的白居易,写下了一组奇特的诗——《禽虫十二章》。他以科学家般的细致和哲人般的慈悲,观察并记录着身边微小的生命。
他看到“江鱼群从称妻妾,塞雁联行号弟兄”,感慨动物间的亲密关系,甚至反思人间的亲疏名义。他同情“蚕老茧成不庇身,蜂饥蜜熟属他人”,怜悯它们一生的辛劳终为他人作嫁。
他追问:“兽中刀枪多怒吼,鸟遭罗弋尽哀鸣。羔羊口在缘何事,暗死屠门无一声?”这既是对动物悲惨命运的悲悯,也隐含了对沉默受害者的深切同情。
他还好奇:“豆苗鹿嚼解乌毒,艾叶雀衔夺燕巢。鸟兽不曾看本草,谙知药性是谁教?”惊叹于动物们天生的生存智慧。
这位曾写下《卖炭翁》关怀人间疾苦的大诗人,将最后的诗情,投向了更广阔的自然万物。 他在微小的虫鸟世界里,照见了生命的普遍规律与尊严。
孔子的“网开一面”:古老的生态智慧
最能体现这种精神源头的,或许是《论语》中一句简短的话: “子钓而不纲,弋不射宿。”
意思是,孔子钓鱼,不用能将鱼儿一网打尽的渔网;射鸟,不射杀在巢中栖息、哺育幼鸟的鸟。对此,古人解释为 “仁人之本心”。
这不只是简单的同情。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与可持续的观念。孔子弟子宓子贱在做地方官时,就规定渔夫要捕大放小。孟子更是明确主张,不用细密的网捕鱼,按季节砍伐山林,让资源得以永续利用。
这已经超越了朴素的情感,上升为一种理性的治理智慧: 对自然的索取要有节制,要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空间。对待生命,即便要索取,也应怀着尊重和仁爱之心,这种“取之有时,用之有节”的思想,正是中国古人“天人合一”理念的生动实践。
从居延戍卒的动物涂鸦,到敦煌书生为驴子洒下的热泪;从官府为战马“铁柱”建立的档案,到白居易为虫鸟写下的诗篇;再到孔子“钓而不纲”的古老训诫…… 我们看到,善待动物,在中国历史上,从未缺席。
它不是某个阶层的专利,而是渗透在戍卒、书生、诗人、圣贤的日常行为与制度设计中。它既表现为对“工作伙伴”(战马、耕牛)的责任,也表现为对“生活伴侣”(驴、狗)的深情,更表现为对野生动物和自然规律的敬畏。
今天我们倡导动物福利,呼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, 并非在移植外来的观念,而更像是一次文化的寻根。那些刻在简牍上、写在诗卷里的温情,是我们民族精神底色中本就存在的一抹柔和色彩。
善待生命,是深植于我们文明根脉中的古老智慧。我们要做的,不是学习,而是重新“捡起”,拂去它上面的灰尘,让这份穿越千年的温柔,继续照亮前行的路。
如果你也赞同,那么不妨请流浪动物们吃一顿饱饭吧!一杯奶茶钱就可以。
世界的改变,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,而是因为大多数人,都选择了向“善意”的方向,迈一步!让我们一起分它一口,改变它的命运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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